医疗器械专业介绍
  1970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一项到2007年占到16%。正常情况下,一个行业得到较多的“消费份额”应被视为一个好消息,因为这表明此行业正在生产那些消费者重视和渴望购买的产品与服务。一方面,我们应该把美国人将大部分收入花在医疗保健上看作一个好消息。他们重视健康,把钱花在医疗方面当然要比花在其他方面要好;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消息却令人担忧。我们仅列举以下4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首先,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通常高于整体经济增长。在过去的35年里,这个国家在总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以年均7.2%的速度增长的同时,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增长率高达9.8%。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法负担所需的医疗保健。许多控制总体医疗成本的努力却使我们无法获得方便和及时的医疗保健——即使对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其次,如果联邦政府的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相对固定的比率,在未来20年,不断攀升的老年医疗保险开支将削减政府预算中除国防以外的所有其他支出。
  再次,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承担雇员、退休员工及其家人的医疗成本的压力,正迫使一些对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公司丧失世界市场竞争力。例如,美国汽车制造商为保证员工的医疗开销,必须让每辆汽车的价格增加1500美元。
  最后,令人恐惧的情况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政府为退休职工提供医疗保健的合同承诺所产生的政府负债被迫在政府的财政报表上公布,美国几乎所有城镇都要破产。除非放弃对学校、道路以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支出,或者把税收提高到极端水平,否则政府将无力支付他们本该承担的医保承诺。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并不比美国好多少。比如加拿大和英国实行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似乎在让绝大部分人方便地享受日常医疗方面颇有成效。相较美国,一些国家和地区看起来在普通和专科医疗之间取得了更好平衡,然而预算上的限制使人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获得专科服务和高新技术治疗。加拿大全民免费的医疗系统已经陷入困境,加拿大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贝弗利· 麦克拉林(Beverly McLachlin)不得不在2005年指出:“让老百姓等候绝不是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表现。”即便在英国,尽管全民健康服务体制在缩短等候时间和改良设施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但生产率的提高依然无法抵消急剧上升的成本。
  我们在找寻看来没有人能给出的答案。在许多美国人开始把单一付费者、政府管控的医疗体系作为解决时下美国困境的方案的时候,一些实行国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政府则开始引入与私人保险展开竞争的计划,以向其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很难想象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任何方式复制发达国家的制度,他们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给富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至于其余的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医疗服务。
  美国医疗制度的高成本源于按服务项目付费(fee-for-service)这一失控的反应堆。至少在这个行业,经济学家让· 巴蒂斯特· 萨伊(Jean Baptiste Say)是正确的:当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提供更多的医疗来挣更多的钱时,供给本身就决定了其需求。据估计,50%的医疗保健费用是由医生和医院的供给而非病人本身的需求决定的。
  那些为改革奋斗的人缺少使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武器。绝大多数人只能在针对系统的某个部分的成本控制和效率提高上有所成效。这些人中几乎没有几个拥有统帅般视野和力量的体制建筑师能来重新架构这些体制元素。
  然而,最令人沮丧的也许是缺少一幅能得到改革者们全体认同和信任的规划蓝图。他们拥有大量的历史数据,并已习惯依靠确凿的数据来达成行动共识。但是因为缺乏有关未来的数据,也就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向导,好告诉改革者哪条路是死胡同,哪条路是改革的光明大道。几乎没有人能明白这些不同路径间的联系。
  所以,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个有竞争性、负责任、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体制,并且能清晰地量化所花的每一块钱的价值。我们希望《创新者的处方》这本书可以给寻求创新和改革的人提供一幅蓝图——在还无法得到未来数据的情况下精确地描绘未来形势。今天大部分关于医疗保健改革的角逐都集中在将来如何支付医疗保健费用上。这本书讨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法:如何通过创新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提高它的质量和覆盖率。我们不仅要探究如何支付医疗支出,还要解答如何让医疗本身可以被负担得起——既不昂贵,质量又好。
  我们希望本书能帮助这些改革者们理解美国医疗保健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这样他们才能对此问题追本溯源,构架出解决方案。我们也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共通的对话语境,在此基础上理解彼此,才能更好地合作。